从通货紧缩到通货膨胀中间合金

从通货紧缩到通货膨胀

从通货紧缩到通货膨胀2012-05-10 一、背景 1、现实背景 当学术界还未就1997年到2002年的通货紧缩成因达成一致意见时，通货膨胀的幽灵悄然而至。以2007年4月起...一、背景

1、现实背景

当学术界还未就1997年到2002年的通货紧缩成因达成一致意见时，通货膨胀的幽灵悄然而至。以2007年4月起猪肉价格迅速上涨为讯号，中国经济开始面临新一轮通货膨胀压力。如果说2008年以前还只是出现了“通货膨胀的苗头”，那么2008年1月CPI同比上涨7.1％，2月同比上涨8.7％，3月同比上涨8.1％，4月同比上涨8.5％的数据已经使得“保持物价稳定”成为今年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

从上图我们可以看出在近一年的时间内，虽然在个别月份CPl同比增长速度有所下降，但是整体趋势仍然是上升，而且在经历了年初的雪灾之后，目前中国经济又面临着国际油价居高不下，粮食价格迅速上涨的双重压力。所有这些因素都给未来通货膨胀的治理带来了许多不利影响。

相对于五年前的那一轮通货紧缩是一新鲜事物，中国经济对通货膨胀并不陌生，改革开放至今，共有五次的宏观调控都与通货膨胀有关。1979～1981年：1978年经济增长率达到11.7％，1980年全国商品零售价格上涨率达到6％；1985～1986年：1984年经济增长率达到15.3％，1985年CPI上涨率达到8.8％；1989～1990年：1987年和1988年经济增长率分别是11.6％、11.3％，1988年CPI上涨率达到18.5％1993年下半年到1996年：1993年CPI同比上涨14.7％，1994年更是达到了24.1％。第五次宏观调控是2003年下半年到2004年，但这一次和前面四次都有所不同，这次针对的不是经济的全面过热和严重的通货膨胀，而是一次防患于未然的调控。

在改革开放初期我国价格水平的波动是比较大的，这也反映了当时货币政策的被动性和不成熟性，但是最近十年价格水平的波动幅度明显下降，经济总量不断上升，一方面反映了经济发展的良好势头，另一方面也反映了货币政策改革的显著成果，不仅保持了物价的基本稳定，而且维持了经济的高速增长。另外，从1998～2004年我国经济经历了一轮通货紧缩，此后，价格水平又开始呈上升趋势。

2、理论背景

面对当前的通货膨胀，学术界对其成因的看法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主要包括以下几种观点：第一，结构性通货膨胀论：这种观点主要认为是食品价格的上涨，特别是猪肉价格的上涨带动了本轮通胀；第二，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论：这种观点认为是年初的雪灾导致了生产成本的上升从而造成了通胀；第三，是国际粮食，石油价格上涨这一外部原因促成了国内的通胀：第四，货币论的观点：这种观点认为流动性过剩是产生通货膨胀的根本原因，过多的外汇储备直接造成了大量基础货币的投放从而造成了流动性的过剩。

的确，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已经今非昔比，虽然一直以来几次通货膨胀的表现形式都是物价水平持续、全面、快速上涨，然而由于经济体制、利益结构的不断变化，使得每次的宏观调控手段都有所区别。特别是以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并逐年对外资银行开放人民币业务以及2005年下半年进行的人民币汇率机制的改革为标志，可以说中国经济已逐步成为一个开放型的经济体。2007年与1992年相比中国进口规模由不到1000亿美元扩大到9558亿美元，增加了9倍还多；外商在中国的实际直接投资额从110亿美元扩大到748亿美元，增加了6.8倍，国家外汇储备由不到200亿美元扩大到15282亿美元，增加了76倍。

既然作为一个开放的大型经济体，那么中国的经济问题就应当放到世界经济体中来考虑，通货膨胀问题当然也不例外。国际上包括Taylor.Laurence Ball和Svensson等人都对开放经济体下的货币政策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和讨论。本文围绕货币政策的目标，遵循的规则以及汇率在货币政策中的作用三个问题，联系我国的实际情况对近年来的国内外部分文献进行综述，并做出分析，以期对新形势下的国家宏观调控有所帮助。

在封闭经济体中，以Taylor、Svensson和Ball为代表的经济学家已经于90年代建立起了以零通货膨胀率为目标，以名义利率为政策工具，遵循Taylor规则的最优货币政策选择理论模型。Taylor规则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方面是名义利率与通货膨胀率保持非同步上升，即名义利率上升幅度较通货膨胀率大，这样，当通货膨胀率上升时，根据费雪效应，实际利率也是上升的，从而能给过热的经济降温；另一方面，当产出低于充分就业的均衡产出时，下调名义利率，而当产出高于均衡产出时上调名义利率。

二、开放经济条件下货币政策的基本研究框架

1、汇率在货币政策中的作用

Svensson和Laurence Ball在1998年都讨论了汇率在制定货币政策中的作用。Svensson认为在开放经济条件下，汇率对货币政策作用的传导会产生如下几方面的影响：首先，汇率使得货币政策的传导多了一条新的路径。在一个封闭经济体中，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主要是总需求和理性预期。具体来说，就是t期的货币政策在t1期对总需求产生影响，总需求在t+2期对通货膨胀率产生影响。理性预期的路径是，t期的货币政策对通货膨胀的预期产生影响，进而影响t+1期的通货膨胀率。而在开放经济中，真实汇率会影响国内外产品的相对价格，从而影响国内外对本国产品的需求，进而通过总需求路径影响通货膨胀率。除此以外，汇率通过货币政策对通货膨胀的影响还有一个更为直接的路径：汇率会对进口产品的价格产生影响，从而影响CPI通货膨胀率，这一路径的时滞要短于总需求路径。其次，作为资产价格，汇率在货币政策的制定中作为一个预期变量有重要作用。第三，一些国外的冲击，例如，国外的通货膨胀率的变化，国外的利率水平的变化等会通过汇率途径传导到国内。

Ball关于汇率对货币政策传导的影响观点与Svensson的相似。他认为t期紧缩性的货币政策能使名义利率在t期上升，本币升值；从而使t+1期产出下降，t+2期通货膨胀率下降。而如果t期选择本币升值则t+1期通货膨胀率就会下降。实证结果证明，货币政策通过汇率路径作用于通货膨胀率的时间大概是1年，而通过产出路径作用于通货膨胀率的时间大概是2年。

2、国外研究的基本内容和结果

Svensson构造了一个开放经济的小国模型，讨论了在通货膨胀率目标下的最优货币政策选择，他按不同的标准将通货膨胀目标分为两类：第一类是“CPI通货膨胀率目标”和“国内通货膨胀率目标”；第二类是：“严格的通货膨胀率目标”和“放松的通货膨胀率目标”。Ball给“严格通货膨胀率目标”下了定义，即：使通货膨胀率的变动最小。当实际通货膨胀率偏离所设定的通货膨胀目标时，政策就要求尽可能快的消除这种偏离。第一类中两个目标的区别在于：货币政策通过汇率途径直接传导，其作用在“CPI通货膨胀率目标”下更为显著。

Ball的研究内容主要包括两个部分：第一，政策工具的选择。他的结论是应以汇率和利率的线性组合为工具，即以MCI为工具。第二，政策目标的选择。Ball首先论证了在开放经济中，以“严格通货膨胀率”或者“放松的通货膨胀”为目标都并非是最优选择，他提出了“长期通货膨胀率目标”的概念。

Taylor在《美国经济评论上发表》的《汇率在货币政策规则中的作用》一文总结了开放经济中货币政策研究的三个方向以及实证研究的方法。这三个方向包括：第一，关于固定汇率经济体系的研究，主要是以Obstfeld和Kenneth Rogoff为代表；第二，关于世界上以通货膨胀率为目标的成功经济体的研究，例如Batini，Nicolleta；Richard和Milla rd对新西兰的货币政策所作的研究等；对单一货币政策带来的收益的研究。

目前，理论界的研究还在继续，2002年以后开始强调汇率作用的微观机制，更多地应用动态规划的工具，但大都是在前面基本原理的基础之上进一步的深化研究。特别要强调的是2000年以后有很多经济学家开始把目光投向亚洲地区发展 中国家的通货膨胀治理问题，包括Chang，R.，Velasco，A和Cavolic等在内的经济学家都探讨了发展中国家或地区的汇率波动区间等问题。最新的一篇文章是Tony Cavoli发表的，在这篇文章中，作者用一个简单的小国开放经济模型来说明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最大的特点就是汇率的不稳定性，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目标是需要保持汇率在某个区间内浮动，同时实现最优通胀目标，而非必须要保持固定汇率或者浮动汇率。

3、国内研究情况

国内关于货币政策和汇率的关系研究比较少，大部分还是集中在货币政策的改革、实施效果以及比较中西方货币政策目标的差别。例如，王宇讨论了1998年以来我国货币政策调控机制的改革，建立了以基础货币为操作目标、货币供应量为效果目标的中介目标体系。李斌实证研究发现，中国货币政策实施的内部时滞长于外部时滞。谢平、罗雄用历史分析法和函数反应法证明了Taylor规则在中国的适用性。易纲总结了我国的货币政策和汇率政策的实施情况，他讨论了独立货币政策、浮动汇率制度和资本自由流动三者之间的关系，即蒙代尔——克鲁格曼不可能三角。任何一个货币当局都只可能选择这三者中的两个，而不可能三者兼得。美国的货币政策是独立的，资本自由流动但是它不能控制汇率的浮动；香港的资本是自由流动的，汇率是稳定的但是货币政策不具有独立性。

三、目前研究存在的不足及对中国货币政策的启示

联系中国的实际情况，开放经济条件下汇率对货币政策的影响是个值得思考又尚未解决的问题。Taylor他们之所以会提出以利率为手段来控制通货膨胀是基于西方国家在最近几十年货币流通速度不稳定的事实，从而弗里德曼曾经提出的通过控制货币供给量来控制通货膨胀的观点并不成立。下图是十年来我国货币流通速度变动趋势，从图中可以看出，近十年间我国货币流通速度相对还是稳定的，也就是说Taylor他们的观点在中国适不适用至今仍然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至少中国的事实不能否定弗里德曼的观点。中国自2005年7月21日起，开始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此后，人民币兑美元就一直处于稳步升值当中。毫无疑问，对汇率制度的改革能增强我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但是，如果按照汇率升值要求扩张性的货币政策的观点，从汇改至今人民币升值累计已超过10％，并且这一趋势还在继续，那是不是说在今后一段时间内我们还应当采取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呢?显然，这是行不通的。那么究竟应当采取什么工具来控制通货膨胀呢?

目前来看，中央银行治理通货膨胀主要还是采取调节存款准备金率的手段。5月12日，央行宣布，从5月20日起，上调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至16.5％。4月16日，央行曾上调银行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至16％。这是今年以来，央行第四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去年央行共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十次，从9％升至年末14.5％。对此，国内经济学界也有不同看法，林毅夫认为“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其负面作用要大干正面作用，因为它主要挤压的是中小企业贷款，不利于解决就业、收入分配、启动内需。”他认为应以利率为工具来抑制通货膨胀率。而很多人担心的提高利率会导致热钱流入的观点，他认为是不成立的。因为中国不具备吸引热钱流入的三个基本条件：第一，由于中国的资本账户没有放开，所以热钱不可能通过两国利差来套利；第二，只要我们采取渐进的人民币升值方式，热钱也不可能通过汇率途径获利；第三，提高利率是有利于稳定资产价格的。

显然，中国货币政策实施的目标和工具都有别于西方国家，而目前中国的经济现象又是复杂而独特的，治理通货膨胀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笔者认为通过利率手段来控制通货膨胀是应该考虑国际间利率倒挂，热钱流入问题的，而准款准备金率这一手段弊端也不容忽视，经济增长和通货膨胀之间的两难选择依旧存在。如何把西方的研究成果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是一个非常值得探索和研究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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